10
2015
02

归去来兮


美]苏珊娜·帕利杨海伦编译



纽约时间凌晨1点,我在网上碰到了弟弟,正是巴格达的早上9点。他不是个兵,所以我还可以时不时在网上跟他聊聊。



“你在哪儿?”我打出一行字。



“还是不说的好。”他回答。害怕网路恐怖分子。谢天谢地他还好,不过我还是忍不住训他:“我们有3天没有你的消息了”。他马上反击:“行了行了,打住吧,我挺好。”他打字真快。



照我弟弟自己的想法,他不过是在那边工作而已。他是个私营咨询公司的成员,为伊拉克人提供工作机会,帮助他们重建基础设施。他说父母整天在煽情的电视新闻生成的肥皂泡里过日子,父母却说他在制造平安无事的肥皂泡---既然他自己说任何时候都能回家,现在美国人在巴格达越来越危险,干吗要冒险呢?



弟弟比我小12岁,今年也35了。可是只要他不在我眼前,我总是想起那个蹒跚学步的小男孩,顶着一头柔软的金发。母亲是苏格兰人,我们俩的皮肤却有点橄榄色,是继承了父亲的波斯血统。我们都对东方着迷。



伊拉克战争开始前很久,弟弟就去了中东。他跟当地人一起学习生活工作。去巴格达参加重建,对他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我是理解他的,但是也生气,因为他实在让父母太担惊受怕。



父亲80岁了,在癌症恢复期,母亲患着肺气肿。两个人都是面色苍白,神思恍惚,只要新闻里有特别报道,他们就吓得瞪大了眼睛。



家里人现在团结得像衣服上的针脚那么紧密。我们都小心翼翼不让对方知道任何坏消息。父母不愿让我告诉弟弟,他们病得多么厉害,弟弟也不愿我跟父母说真话---比如他有时会突然从网上消失,回来后打上一行字:“抱歉,刚才附近发生爆炸,现在我回来了。”我真是要辜负父母的信任了。




弟弟又打了一行字:“爸好吗?”



我回答:“好些了。”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游移,趁着还没后悔,我打上了一行字:“现在是妈不大好。我有点害怕。”聊天停顿了一下。我知道这次他不会无所谓的。果然他回答道:“我明天飞阿曼,然后回纽约。”我大功告成。弟弟要回家了。



我告诉父母说,弟弟觉得自己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了。母亲第一次喘匀了气,而父亲的眉头舒展了些。弟弟到家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已经和以前差不多了。



弟弟刚回来的两天,大部分时候都在睡觉,有时候母亲在他旁边的床上打个盹。有天打雷,他一下弹起来,猫着腰从屋里跑出去。后来“吃吃”地笑着跑回来又睡。他从来没说过母亲的病情看起来不像我说得那么严重,我想他肯定很高兴找到个回家的理由。



弟弟回家的第三天,就有消息说他在巴格达住过的房子被炸,他卧室的窗玻璃全碎了。我们看见了他脸上震惊的表情,不再是漫不经心的神情。父母大受鼓舞:没准弟弟能待在家里了。父亲说:“你在那边能干成什么?”母亲说:“在这儿你也一样能帮助他们(伊拉克人),对不对?”



日子一长,待在家里禁锢了弟弟的事业。父母使用了各种“手段”,试图让他放弃工作。



弟弟偷偷问我该怎么办。我很矛盾。母亲一再跟我嘟囔“你能让他留下”,父亲夜里睡不着觉,起来为弟弟祷告,我能扛得住吗?我还是下了决心。3个星期已经比任何一个士兵的探亲时间都长了。这是意外的礼物。现在弟弟回到巴格达,我至少可以在网上点一下他的名字,然后打上:“你在哪儿?”我感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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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2

零花钱


[美]凯·阿兰贝叶林编译



不露声色、别出心裁,父爱睿智而深远



童年时,星期六早上是爸爸给我们几个孩子发零花钱的时间。在指定的时刻,我们几个小孩在家门口的橡树下排成一队,来领取一毛钱的零花钱。我们都会得到同样数量的钱,无论年龄大小。我至今记得这样的一幕:父亲坐在树下临时摆放的一张桃木桌后,发给我们每个小孩一个五分硬币和五个一分硬币。我们一得到这些硬币,就必须立刻把两个一分硬币还给他。父亲这样解释:“在你们的生活中,你们永远不可能得到你们全部的工资,其中有一部分会开销到税收、房屋贷款等上面。”



我们手里紧紧抓住剩下的8分钱,转身回屋里。在这之前我们有一个选择,就是可以往我们的“银行”---一个随便在上面开了一条缝的橙汁罐里扔下任何数量的硬币,或是什么都不扔。橙汁罐上贴的标签写着:到欧洲(旅行)。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时积攒“品行积分”的愿望很强烈。有时我甚至会把五分硬币投进去,希望爸爸能看到我这么做,并夸奖我懂得储蓄。而我的哥哥经常是漠然地走开,一分钱都不存。



我相信,小时候的零花钱让我明白了一些事情:



1.我不能指望我父亲能够资助我。



2.你无法留住你所有得到的东西。



3.生活是不公平的:我哥哥最终和我坐在同一艘船上到欧洲旅行。▲


10
2015
02

最严厉的惩罚


[美]比利·布雷汉姆王悦编译



克利夫·巴罗斯是比利·布雷汉姆牧师团的负责人。他讲述了自己教育子女的一个故事。



当时他的儿子鲍比和女儿贝蒂还很小,做了父亲禁止他们做的事。克利夫警告说,如果下次再犯,就要处罚他们。第二天下班,克利夫发现一对儿女故技重演,根本没把自己的话当回事。克利夫很恼火,但看着孩子们可怜的样子又心软了,他不忍心处罚他们。任何慈爱的父母都可以理解克利夫进退两难的心情,我们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克利夫对我说:“鲍比和贝蒂都很小。我把他们叫进房间,然后我解下自己的皮带,脱下衬衫,光着脊梁跪在床前,让他们每人用皮带抽我10下。



“你想像不到他们哭得有多伤心,那是发自内心的、悔恨的眼泪。他们不想抽打自己的父亲,但我们有言在先,犯了错就要受惩罚。我告诉他们,处罚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父亲我决定替他们承受。我坚持要他们用力打满20下。两个孩子边打我,边痛哭,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时还难过。



“每每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我都忍不住要微笑,我不是个英雄,我当时也很怕疼。这样的事,我可不愿做第二次。不过,孩子们也用不着我做第二次牺牲了。



“从那以后,我甚至再没打过鲍比和贝蒂,因为他们知道我爱他们,但不会因此而忽视他们的错误。所以他们总是非常听话,不是怕被罚,而是出于对我的尊重和爱。”▲


10
2015
02

儿子的鱼


[加拿大]P·珀金斯王悦编译



我环顾周围的钓鱼者,一对父子引起我的注意。他们在自己的水域一声不响地钓鱼。父亲抓住、接着又放走了两条足以让我欢呼雀跃的大鱼。儿子大概14岁左右,穿着高统橡胶防水靴站在寒冷的河水里。



两次有鱼咬钩,但又都挣扎着逃脱了。突然,男孩的鱼竿猛地一沉,差一点儿把他整个人拖倒,卷线轴飞快地转动,一瞬间鱼线被拉出很远。



看到那鱼跳出水面时,我吃惊地合不拢嘴。“他钓到了一只王鲑,个头不小。”伙伴保罗悄声对我说:“相当罕见的品种。”



男孩冷静地和鱼进行着拉锯战,但是强大的水流加上大鱼有力的挣扎,孩子渐渐被拉到布满旋涡的下游深水区的边缘。我知道一旦鲑鱼到达深水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逃脱了。孩子的父亲虽然早把自己的钓竿插在一旁,但一言不发,只是站在原地关注着儿子的一举一动。



一次、两次、三次,男孩试着收线,但每次鱼线都在最后关头,猛地向下游蹿去,鲑鱼显然在尽全力向深水区靠拢。15分钟过去了,孩子开始支持不住了,即使站在远处,我也可以看到他发抖的双臂正使出最后的力气奋力抓紧鱼竿。冰冷的河水马上就要漫过高统防水靴的边缘。王鲑离深水区越来越近了,鱼竿不停地左右扭动。突然孩子不见了!



一秒钟后,男孩从河里冒出头来,冻得发紫的双手仍然紧紧抓住鱼竿不放。他用力甩掉脸上的水,一声不吭又开始收线。保罗抓起渔网向那孩子走去。



“不要!”男孩的父亲对保罗说:“不要帮他,如果他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会要求的。”



保罗点点头,站在河岸上,手里拿着渔网。



不远的河对岸是一片茂密的灌木丛,树丛的一半被没在水中。这时候鲑鱼突然改变方向,径直蹿入那片灌木丛里。我们都预备着听到鱼线崩断时刺耳的响声。



然而,说时迟那时快,男孩往前一扑,紧跟着鲑鱼钻进了稠密的灌木丛。



我们三个大人都呆住了,男孩的父亲高声叫着儿子的名字,但他的声音被淹没在河水的怒吼声中。保罗涉水到达对岸,示意我们鲑鱼被逮住了。他把枯树枝拨向一边,男孩紧抱着来之不易的鲑鱼从树丛里倒着退出来,努力保持着平衡。



他瘦小的身体由于寒冷和兴奋而战栗不已,双臂和前胸之间紧紧地夹着一只大约14公斤重的王鲑。他走几步停一下,掌握平衡后再往回走几步。就这样走走停停,孩子终于缓慢但安全地回到岸边。



男孩的父亲递给儿子一截绳子,等他把鱼绑结实后,弯腰把儿子抱上岸。男孩躺在泥地上大口喘着粗气,但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自己的战利品。保罗随身带着便携秤,出于好奇,他问孩子的父亲是否可以让他称称鲑鱼到底有多重。男孩的父亲毫不犹豫地说:“请问我儿子吧,这是他的鱼!”▲


10
2015
02

父亲的言传身教


[印度]苏波罗多·巴什张霄峰编译



我出身于一个政府小职员家庭。从记事时起,父亲就在奥里萨邦科拉普特县的就业处工作。父亲的言传身教奠定了我的价值观,也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我对成功的理解,造就了我今天的成就。



政府配给父亲一辆吉普车,单位没有车库,车子就停在我家。父亲拒绝乘吉普上下班,他告诉我们这辆车是政府的昂贵资源,不是“他的”。他坚持只在工作需要时坐吉普,平时总是步行上下班。他不许我们乘坐吉普,只有停着时我们才可以坐一坐。这便是我们童年最早的管理教育---“公私分明”。



我们都很尊重吉普车司机,就像尊重父亲单位里其他人一样。作为小孩子,我们不能直接叫他的名字。不管是在公众场合或是私下里,提到他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叔叔”二字。我成年后拥有了自己的车和司机,我也这样教育两个女儿。她们必须叫我的司机“拉珠叔叔”。这点不同于她们的同伴,他们通常管家庭司机叫“司机”。我铭记儿时的教育---对待那些小人物,要比对待大人物更加尊敬。同样,尊重你的下属比尊重你的上级更为重要。



在我童年时,我们家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开始的:全家人围坐在母亲的灶头边---不管搬到哪里,她总是用土坯砌灶来给家人做饭。那时候没有煤气,也没有电炉。早上第一件事是喝茶。母亲煮茶时,父亲让我们朗读农村版《政治家日报》的社论---报纸总是晚一天才到。我们不太理解所读的内容,但是这个例行公事让我们懂得,世界绝对不仅仅是科拉普特县。读完后,我们要把报纸整齐地叠好。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说:“你应该把报纸和厕所保持原样,就像当你要使用的时候,你希望看到的那样。”这一课教育我们要为别人着想。事业的成败都取决于这简单的箴言。



小时候,我们总为报纸中的晶体管收音机广告着迷---家里还没有收音机。别人家里都有收音机,每次看到飞利浦、莫菲或布什牌收音机的广告,我们总央求父亲什么时候也买一台。父亲总是回答说我们不需要收音机,他已经有5台了---5个儿子。我们也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因此不时地问父亲,何时我们也能像别人一样拥有自己的房子。他的回答总是很简单:“我们不需要自己的屋子,我已经有5间了。”回答并不令我们满意,但我们还是学到不要通过物质财富去衡量一个人的成功和富有的道理。



多年以后,我长大了,完成学业,参加工作,开始自己生命的旅程。1992年我在美国工作时,得知退休后与大哥一起生活的父亲被3度烧伤,住进了德里的一家医院。我立刻飞回来照料他,那几天他一直处于危险期,全身从脖子包扎到脚趾。这家医院蟑螂横行,卫生很差。由于人手紧缺,烧伤病房的护士们工作非常辛苦。一天早上,我陪床时发现输血瓶空了,空气可能进入父亲的血管,我请值班护士更换,她粗鲁地叫我自己去做。在父亲随时可能离开我们的恐惧中,受到护士这样的无理对待,我痛苦万分,变得十分暴躁。最后当护士心情好起来走过来时,父亲睁开眼睛喃喃地问她:“你怎么还不下班回家呀?”一个在病榻上濒临死亡的老人,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病况,而是劳累过度的护士。我对他的克己感到震惊,从他身上我学到,对他人的关心和包容是没有止境的。第二天,父亲去世了。



父亲的成功在于他的自律、节俭、博爱和包容。他还教育我,“成功是你拥有超越恶劣环境的能力。无论你现在的身份地位如何,只要你愿意,你的精神就可以超越周围的物质环境”。



成功不在于物质上的舒适,父亲从没买过晶体管收音机,从没拥有过自己的房子,但他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在于他留给我们无形的财富,在于他的理念的延续,那些理念远远超出一个低收入的无名小公务员所能给予后人的。▲



 


10
2015
02

最酷的老爸


[美]安吉耶·沃德·库瑟王启国编译



我出生的时候爸爸50岁,早在“家庭主夫”这个词出现之前,他就已经担起这个角色了。我当时并不知道爸爸为什么要代替妈妈在家里忙来忙去,但我却是朋友当中惟一一个被爸爸围着转的人。我自认为很幸运。



爸爸在我小学阶段对我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他说服校车司机在我家门口接我,而不是在6个街区以外的公共汽车站;他根据不同季节为我做不同形状的果冻、三明治。我最喜欢的是圣诞节的,那天三明治会被撒上绿色的糖,更妙的是切成树的形状。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争取独立生活的愿望越来越强,我越来越想远离他那有些“孩子气”的爱。但爸爸并不打算放弃。高中后我开始从家里带午餐。爸爸为我准备的午饭“外包装”总是别出心裁:餐包的外面他画上山景图(这个已成了他的商标)或者是一颗心,正中写着“爸爸与安吉耶”。餐包的里面会放一摞餐巾纸,纸上画着和外包装相同的心形或者写着“我爱你”的字样。好多次他还写个笑话或者谜语,来让我开心。



我通常一人躲在一个地方吃午餐,以免同学看到我的餐包或是餐巾纸上的文字。但一天我的一个朋友看到了我的餐巾纸,他抓过去就在食堂里传阅开了。我的脸羞得通红。但没想到,第二天我所有的朋友都在等着看我的餐巾纸。我想他们都希望也有一个能以这种方式爱自己的爸爸吧?我为爸爸感到自豪。



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当我要离开家去上大学时,我想爸爸这回该歇会儿了吧。但我和朋友们高兴地发现他仍一如既往。



每天上完课后我都特别想念爸爸,有时就会煲一通电话粥。我的电话费直线上升。其实我们聊什么并不重要,我只是想听听他的声音。大一期间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惯例:每次我对爸爸说再见后,准备挂电话时他总是说:



“安吉耶?”



“什么事,爸爸?”我答道。“我爱你。”“我也爱你,爸爸。”



几乎每个星期五我都会收到他的信,久而久之连宿舍的服务台都知道写信人是谁了---寄信人地址写着“大本营”。很多次,信封和信纸上都用蜡笔画满了我的小猫、小狗与爸爸的素描。如果我上个周末回过家的话,下个周末他就会画上山景和被一颗心包裹着的“爸爸和安吉耶”字样。



信总是刚好在午饭前寄到,我就在去餐厅的路上看信。我发现藏着它们是没用的,因为我的一位室友是我的高中同学,他知道我的那些餐巾纸。没多久这就成了周五下午的一个惯例:我看信,他们则竞相传阅我的信封和图画。



就在这时爸爸因为癌症病倒了。每当星期五没有收到他的信时,我就知道他病得不能动笔了。他通常凌晨4点起床,为了可以安静地写信。如果他不能在星期五把信发出去,通常会迟一两天我才能收到。但无论如何信是一定会寄来的。我的朋友们习惯于称他为“世上最酷的老爸”。一次他们集体签名给爸爸寄一张卡片时用的就是这个称呼。我知道爸爸已经用行动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父爱。如果将来我的朋友们也给他们的孩子那种爱意浓浓的餐巾纸,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爸爸已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会激励他们去给自己的孩子也留下爱的印象。



爸爸去世的前一天,我一个人在医院里陪着他。我们互相握着手,一起看电视。正当我准备出去一会时,爸爸喊我:“安吉耶?”“什么事,爸爸?”“我爱你。”“我也爱你,爸爸。”▲



 


10
2015
02

与众不同的妈妈


[美]珍玛丽·库根汪新华编译



小时候,妈妈简直就是我的“心腹大患”,因为她太与众不同了。我很早就知道了这一点。



去其他孩子家玩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开门后,说些“把你的脚擦干净”或“别把垃圾带到屋里”之类的话,不会让人觉得意外。但在我家,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当你按响门铃后,就会有故作苍老的孩子的声音从门里传出来:“我是巨人老大,是你吗,山羊格拉弗?”或者是甜甜的假嗓子在唱歌:“是谁在敲门呀?”有时候,门会开一条缝,妈妈蹲伏着身子,装得跟我们一样高,然后一板一眼地说:“我是家里最矮的小女孩,请等会儿,我去叫妈妈。”随后门关上大约一秒钟,再次打开,妈妈就出现在眼前---这回是正常的身形。“哦,姑娘们好!”她和我们打招呼。



每当这时候,那些第一次来的伙伴会一脸迷惑地看着我,仿佛在说“天哪,这是什么地方”。我也觉得自己的脸都让妈妈给丢尽了。“妈---”我照例向妈妈大声抱怨。但她从来不肯承认她就是先前那个小女孩。



说实话,大人们都很喜欢妈妈,但毕竟与妈妈朝夕相处的是我,而不是他们。他们一定无法忍受“观察家”的存在。这是个隐形人,妈妈经常跟他谈论我们的情况。



“你看看厨房的地面,”往往是妈妈先开口。



“哎呀,到处是泥巴,你才把它擦干净,”“观察家”同情地答道,“他们就不知道你干活有多累?”



“我猜他们就是健忘。”“那好办,把污水槽的抹布交给他们,罚他们把地面擦干净,这样才能让他们长记性。”“观察家”建议。



很快,我们就人手一块抹布,照着“观察家”给妈妈的建议开始干活了。



“观察家”的语调和妈妈如此迥异,以致根本没人怀疑那就是妈妈的声音。“观察家”注视着家庭成员的一举一动,不时地挑毛病、出主意,所以我的朋友们经常问我:“谁在跟你妈说话?”



我真不知如何来回答。



时间流逝,妈妈的言行没有丝毫变化,但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有了改善,一个偶然事件使我第一次意识到,拥有与众不同的妈妈是很不错的事。



我家住的那条街,有几棵参天大树,孩子们喜欢沿着树爬上爬下。如果一个妈妈逮到哪个孩子爬树,马上就会引来整个街区的妈妈们,然后是异口同声的呵斥:“下来!下来!你会摔断脖子的!”



有一天,我们一群孩子正待在树上,快活无比地将树枝摇来摆去。刚好我妈妈路过,看到了我们在树上的身影。当时,大伙儿都吓坏了。“没想到你还能爬这么高,”她大声冲我喊,“太棒了!小心别掉下来!”随后她就走开了。我们趴在树上一言不发,直到妈妈在视野中消失。“哇!”一名男孩情不自禁地轻呼,“哇!”那是惊讶,是赞叹,是羡慕我拥有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妈妈。




从那天起,我开始注意到,同学们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总喜欢在我家逗留一段时间;同学聚会也经常在我家举行;我的伙伴们在自己家里沉默寡言,一到我家,就变得活泼开朗,跟我妈有说有笑。后来,每当我和这些伙伴遇上成长的烦恼时,总愿意向我妈妈求助。



我庆幸自己是妈妈的女儿,我终于喜欢上了妈妈的与众不同,而且为有这样的妈妈感到十分自豪。▲